语文教材修订凸显文化自信

封寿炎

据语文出版社近日透露，新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大幅调整，40%原有课文被替换。新版教材大幅增加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相关课文最高占到全部课文的40%，并且增加了古诗文教学内容。语文教材修订，迅速成为广受热议的话题。

语文不仅仅包含工具性的语言知识，而且兼具承载哲学思想、陶冶人心等诸多功能。受此传统影响，今天语文教材课文的遴选仍然广受关注，常被视为时代精神、文化传承、文学艺术乃至情感趣味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大幅调整入选课文体现了什么?

增加古诗文教学、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所占比重，就是要更加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厚重的国家，拥有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同时，我们还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无论是对于当下，还是对于未来，这些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而深刻的价值。然而到了当代，随着年青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陌生和疏离，文化名家越发难寻。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学校教育大有可为。

要接续传统、传承文化，古诗文教学是一把关键钥匙。历代哲人、诗人、作家扎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刻地体验社会和人生，强调人类的基本情感，专注于语言的艺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不朽篇章。这些篇章与整个历史文化脉络血肉相连，蕴含着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承载着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范的文化价值。古诗文教学的意义，是激扬它们承载的文化价值，并使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焕发神彩。因此，对它们的学习不仅是“技能性”的，更体现了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信。

同时，此次语文教材的修订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一些原来收入教材的文章此次进行了调整，比如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这次就替换成了从张纯如著作《南京大屠杀》里节选的《死里逃生》。对照着读温书林和张纯如的两篇文章，可谓各有千秋。张纯如的著作，资料更加扎实，细节更加生动，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更加层次丰富、性格生动。她在文中除了揭示大屠杀的残酷性之外，也展示了主人公李秀英不畏残暴、勇于抗争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令人感佩的中国女性形象。

时代在变，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也在不断改变。紧扣时代脉搏，跟上时代脚步，在传承中变革，既固本又开新，应该是语文教学一个永恒的课题。

纷飞的谣言与我们浮躁焦虑的内心世界

杨朝清

近日，一段“樱桃核有毒，5颗毒倒成年人”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热传。记者向医学、营养学专家求证，专家表示，这一消息为假命题，樱桃核致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5月26日《京华时报》)

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区别于家庭、工作场所的“第三空间”，曾经给老百姓带来了愉悦的用户体验。然而，不论是屡见不鲜的“炫耀性晒娃”，还是不厌其烦的拉票，抑或层出不穷的谣言，微信朋友圈不断上演着“变形记”，早已面目全非，让一些人选择了远离甚至退出。那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谣言，为何能在微信朋友圈上大行其道?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会，“樱桃核有毒”无疑触碰了老百姓关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敏感神经。在一个“吃货”盛行的时代，有不少爱吃樱桃的消费者;危言耸听的“樱桃核有毒”不仅会影响商家的生意，也会加剧老百姓的心理恐慌——尽管吃5颗樱桃核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为了最大限度地自我保护，人们往往采取一种封闭性的社会排斥，对樱桃“望而生畏”。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谣言看成一种社会情境，它一旦被许多人相信，就会进一步增加相信者的人数，进而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导致人们的认知偏差，激发负面的社会情绪，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和同质化思维。在有效信息供应不足的背景下，具有刺激性的谣言对受众的精神需求的满足，谣言内容与受传者预期的吻合以及受传者之间的相互印证， 进一步加剧了谣言“乱花渐欲迷人眼”。

许多谣言并不高明，只要我们多一些独立思考和审慎思维的能力，谣言就会被粉碎。在微信朋友圈，谣言为何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说到底，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普遍缺乏定力，处于一种浮躁、焦虑的状态;而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多种不良社会心态交织杂糅，让谣言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纷飞的谣言，让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走调、变味。在微信朋友圈，每个人都有那么几个喜欢转发、分享谣言的朋友。你高冷地不屑一顾、义愤填膺地讨伐，他却乐此不疲、信誓旦旦地相信谣言是真的，甚至对你进行“道德捆绑”。思考的惰性和文化的快餐化，让许多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原本没有什么生命力的谣言，就又多了一些生存空间。

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当下，谣言进一步切割了稀薄的信任存量。“樱桃核有毒”犹如一面镜子，观照出一个时代的病症。只有让真相越早抵达，谣言才会越快攻破。不论是提升制造谣言的违规成本，还是公共部门、科研机构及时以“信”辟谣，抑或提升公众参与、减少谣言的以讹传讹，治理五花八门的谣言，显然需要多方合力。

问题论文“闯关”打了谁的脸

周继坚

“只要随便堆砌几万个文字，通过答辩，就能从‘博士生’摇身一变为‘博士’。这样的‘博士’到底价值几何?”日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吉德在评审一篇教育部抽检的博士论文后，发博客称该论文差到让他愤怒。他强烈建议教育部有关部门追查论文的相关单位和作者的责任，并作出相应处理。

陈吉德教授的“冲冠一怒”，暴露出当前论文评审的诸多问题。客观来讲，当前我国高校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的学位论文评审总体上是严格的，而在这几个层级当中，博士论文的答辩应当说最为严格。和本科、硕士教育相对放开不同，我国的博士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国家对博士生的培养可以说是严上加严，很多论文不过关的博士生不得不延期毕业。但这篇“问题论文”恰恰出于博士生之手，陈吉德提到的“资料堆砌、语句不通、文不对题”等诸多问题，着实令人惊诧。

学位论文是一个人理论修养、知识水平、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刻苦钻研、诚实守信是一个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如果像这样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用古人的话讲，那就真正是“斯文扫地”。须知，博士生教育的高标准、严要求，既是对学校师生负责，更是对一国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的保护。我国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挑起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梁，如果都像这样腐蚀学术殿堂，连起码的学术准则都不要，连基本的学术要求都达不到，遑论破解“钱学森之问”。

学术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社会的生态和人们的心态。当人们都忙于巧夺浮名、急功近利，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氛围。当人们都忙于钻营讨巧、敷衍了事，真正的学术尊严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当学术也被人们当作摆设来对待，甚至当作商品来交换，那么一个国家的原创力、创新力就会遭遇“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每一篇“问题论文”都是国家教育塔基上的一道“裂纹”，“裂纹”多了，学术大厦就会摇摇欲坠。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最该反思的还是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学生不认真研究、导师不严格把关，根源是制度出了漏洞，或者制度被架空。应当反思制度规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对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的打击是否起到了作用。如果造假作弊的行为得不到惩处，好的论文得不到激励，敷衍塞责的行为得不到约束，最终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

惩治学术腐败，毫无疑问须从“把关”入手，以“追责”收尾。导师应当作为学生论文的第一把关人，承担学生学术行为的连带责任，必须建立相应的考核和奖惩机制，使导师不再空当摆设。学校作为学术机构，应当对全校学生的论文质量承担责任，必须深究学校在论文把关方面的主体责任，由教育部门进行监督和考核，对于问题严重的学校要不惜取消其自主评审资格。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查处学术不端行为，树立良好的学术导向。

“昭君牧羊”，权力无文化很可怕

郭文斌

“因为是学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四个字不对劲。”日前，在重庆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小赵和朋友在沙坪坝三峡广场聚餐，几个人在新世纪超市旁的空地等人时，被一组雕塑吸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个大字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对此，当地有关部门表示：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5月22日《 重庆晨报》)

对于“苏武牧羊”、“昭君出塞”，读过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还真不知道“昭君牧羊”，不过，当地有关部门却表示，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于是想当然地就有了“昭君牧羊”的城市雕塑，且存在多年了。期间想必也有大学生提出过质疑，但由于当地有关部门的固执己见，却让“昭君牧羊”，成为了当地人人皆知的“地名”，这实在是悲哀。

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不仅仅是增添城市美景，更是一种人文教育，因此，需要追求美感，更要追求科学性、真实性。显然，“昭君牧羊”不符合历史事实，退一步说，历史上真有“昭君牧羊”，也应该是经过考证的，而不是相关部门所说的“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如此猜测而成的“昭君牧羊”等同于儿戏。“万一这些孩子以后只晓得有‘昭君牧羊’，不晓得昭君出塞、苏武牧羊怎么办?”市民的忧虑显然不无道理。

城市雕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本应该谨慎用之。既要有预算，又要相关的审核。不知道“昭君牧羊”是谁出的注意，又是谁审核的，怎么相关人员就没觉得不妥，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现在城市雕塑，以怪异来吸引眼球的也不少。由某知名网站发起的“20xx年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活动曾引起全国网民的强烈反响，在全国大中城市矗立的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雕塑作品引发了全民的共同讨伐和质疑。不过，质疑归质疑，只要权力部门不想拆，仍然会继续矗立于城市街头，老百姓又能奈若何?其实，即便是拆了，浪费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谁又会受到问责呢?

历史文学允许想象，但将一种文学想象的场景用作一处地名或地标，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会造成误解，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对城市雕塑，应该尊重历史，少些“戏说”。

“昭君牧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次胡搞，权力无文化很可怕，可以弄出个“昭君牧羊”，下次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名堂。“昭君牧羊”是城市伤疤，或留存或拆掉，都已经抹不去权力的“任性”。城市雕塑如果缺乏“民意程序”，如果不加强对权力的约束，“昭君牧羊”以及所给出的“狡辩”，都会留下无穷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