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不肯把我的抚养权交出去，都说母子连心，他以为这样能拴住我妈，他不知道，在那个母亲节的下午。

我对妈妈说：「小玉最爱妈妈。」

妈妈说：「可我不爱你。」

她站起身，扔掉了那束鲜花，干净利落的动作和我爸扔猫时如出一辙。

我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爸又一次赌输。

最初，他在幻想，幻想我妈跪在他面前求复合他拒绝的爽文戏码。

可我妈没有。

然后，我爸开始三天两头不给我吃饭，把脏兮兮的我丢去外婆家、舅舅家，试图唤醒我妈的母爱。

可我妈没有。

最后，我爸恼羞成怒，他骂我没用，骂我野种，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来宣泄恨意。

家里的花草被砸得一干二净，到处都是摔碎的锅碗，慢慢地，他依靠酗酒来逃避这一切。

后来，我爸染上赌瘾，他卖了房子，卖了车子，卖了电视机。

追债的人堵在家门口，我爸转头望向我，将我交了那个要账的男人。

一个六岁的女孩，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到哪都被人嫌弃。

我像个物件，被人不停地转手，最终落在一个叫四娘的人贩子手中，成了一个乞丐。

那几年，行情不好，像我这种小女孩很难出手，她只好让我们上街乞讨。

不听话的直接打断腿，往街上一扔，总有几个善良的人扔几块钱。

我刚到四娘那儿时，她手里有五个孩子，只有一个四肢健在，还没被割舌头，小朋友都很亲切地叫她小夏姐姐。

那一年，她十岁，有着弯弯的眼睛，脸颊两旁各有一个酒窝，笑起来甜甜的。

她牵着我的手说：「小玉，要乖一点，听话一点。」

四娘敲打我：「小夏是这里最乖的孩子，你跟着她好好学，要是敢报警、敢逃跑，你就和她们一个下场。」

她指了指蹲在地上的孩子，一个眼神，孩子们便哆嗦起来，黑白分明的眼睛中透着一股惊惧。

我原也是害怕的，但小夏姐姐握着我的手，传来安定的力量。

夜晚，小夏姐姐按照惯例将其他孩子哄睡，她是个很温柔的人，和我妈妈一样，笑容恬静，如枝头上的玉兰花。

我依偎在她身旁，她轻拍着我的后背，哼着我妈妈曾唱过的儿歌哄我睡觉，她一遍又一遍在我耳旁叮咛。

要听话。

我不哭不闹的表现让四娘既开心又担心。

开心的是她不用再听小孩子尖锐的哭声。

担心的是我在降低他们警惕性，趁机逃跑。

于是，她让小夏姐带着我出门乞讨，她在后面偷偷跟着，情况不对就把我带走，这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经历的测试，选择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幸运的是，我很乖，没有被打，反而得到了四娘的奖励——一根棒棒糖。

她咧起嘴角，牵着我的手在所有小孩子面前表扬我。

「你们要是乖一点，就不会被我打了，看看新来的小玉，多听话。」

他们睁大眼睛，一脸迷茫，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不逃跑，但碍于四娘的威势，没人敢问。

四娘也很好奇，她摸着我脑袋问我为什么？

我平静地回答她的问题：「因为我爸妈离婚了，他们都不要我了。」

四娘的手忽而颤抖一下，年幼的我并不知晓其中含义。

那时的我就像一条狗，四处流浪。

只要有人愿意给我口饭吃，他是谁都可以，哪怕是世人眼中最恨的人贩子。

从那以后，我便成了小夏姐的跟班。

四娘说，小孩未经世事，更容易获取人们的同情心，尤其是那些善良的人。

她教我们如何撒谎，如何在人群中选中心软的人，教我们察言观色，讨取欢心。

我们在滂沱大雨中，站在路边，像猎人一样挑选自己的猎物，在他们面前扮演各种可怜兮兮的角色。

我和小夏姐因为乖巧而深得四娘真传，是整个团体中收获最多的。

小孩子总是慕强，小夏姐又不是那种恃强凌弱的人，她像一个温柔的母亲照顾大家，慢慢地，她被称为老大，而我被称为老二。

在那段泥泞不堪的时光里，我们把彼此当成家人一样依靠。

浑浑噩噩混到了十岁，我早已记不清我生日，只好把见到小夏姐的第一天当作生日来过，也算一个纪念。

那阵子，C 市评选文明城市，各处都在打击乞讨行为。

四娘带着我们到处东躲西藏，打一枪换一炮。

为了能活下去，四娘开始教我们学偷盗。

这一年，小夏姐十四岁，她不再是孩童，年岁渐长，同情她的人越来越少。

眼看入不敷出，四娘最终决定将她卖给一个男人。

七月份的一个傍晚，四娘买回来一个奶油蛋糕。

这是行业的传统，每卖一个孩子就买一个蛋糕庆祝，是建立在受害者身上的一场狂欢。

四娘端来一牙蛋糕递给了小夏姐，我看着她温顺地接过，喂进嘴里，她的眼里流淌着静水般的平澜不惊。

她好像一点都不在乎自己，过去和未来于她而言只是一个时间动词。

更重要的是，她总让我想起妈妈。

我不想失去小夏姐，我在漆黑的房间里，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

四娘带着我们住在城区外的一栋自建房里，夏季的夜晚，树丛里虫声叠叠，突然，一道嘹亮的哭声打破这片宁静。